一杯咖啡二三十，每天至少来一杯；三甲医院“挂号”五十块，偶尔一次却嫌贵。
我们口头常说的“挂号费”，准确的叫法是，医事服务费。如果将日常消费与医疗服务诊费的价格进行对比，你会发现，在中国，“看病”其实并不贵。
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感染科主任张文宏曾经在采访中所言：“我光读医就用了13年，而一般人上大学读四年之后就上班赚钱了，而我比别人多出来的9年时间，基本都在读书，拿很低微的学生工资。”
是啊，医学生至少8年寒窗，才能进入医院通过专业的知识、判断和诊疗服务工作赚钱，而我们支付给这种专业服务的费用，远远低于检查和开药，还有手术用的各类器械耗材的价格。
《人民日报》曾发表一篇题为《让医疗服务价格回归本位》的评论文章，其中写道：“输液2元，给住院病人进行一级护理9元；十几个人做一台手术，总共才800元……可是药费成百上千、检查费成千上万并不少见。”
那么，问题来了：如果将医疗行为搬上互联网，你是否愿意为诊疗服务本身买单？是否愿意支付比较高昂的价格，来购买医生的认知和服务？
这一问题的背后，其实是互联网医疗当前面临的商业化难题。向左走，如何才能从C端用户付费实现规模盈利？向右走，B端是否真的有可实现“医、药、险”商业闭环的可能？
向左2C，如何让用户为服务买单？
线下的医疗市场主体，即公立医院，其收入来源包含三部分——财政拨款、医保支付和患者自费。其中医保基金是占比超一半以上的主要支付方。
在线上，互联网医疗尚未接通大范围医保，患者自费就成为唯一的收入来源。那么，如何让用户为服务买单，就成为关键。
按照互联网发展的一贯思路，先跑马圈地，流量起来了，商业化就不是问题。
2020年的疫情，曾让互联网医疗迎来突然的“流量狂欢”。据国家卫生健康委官方统计结果显示，有第三方互联网服务平台的诊疗咨询量同比增长20多倍。
期间，各平台为打出品牌，快速占领用户心智，纷纷上线免费义诊吸引用户，也确实帮助当时无法到线下就诊的患者解决了问题。
而当疫情过后，线下医疗渠道逐渐畅通，曾经的繁荣也随之慢慢淡化。回过头来才发现，即使疫情带来超过20倍的用户增长，仍然未能完成最重要的市场教育——为医疗服务买单。
一个社会观察是，疫情期间曝光度最高的两位“明星医生”，钟南山院士和张文宏医生，都曾因收入话题站上舆论的风口浪尖。前者因“1200元天价挂号费”而遭到质疑，后者也曾被曝“年薪百万”而备受争论。这种舆论事实上反映了一种较为普遍的社会心理，即医生=白衣天使=无私奉献的公益性职业，获得较高水平的薪酬，是不太被接受的。
可以看到，在北京的三甲公立医院，一次医事服务费50元，并且有80%可以报销，实际自付仅10元，在三四五线更广阔的城市，这项费用则更是凤毛麟角。
而缺乏用户付费的大环境，正是当前互联网医疗服务从C端变现的真正堵点。
如果将互联网市场的业务按照价格和频次细分，那么会得到四个象限：高频高价、高频低价、低频高价和低频低价，显然，最后一种是最难做、最吃力的业务。
互联网医疗，就属于这种业务。
为此，各家在C端付费上，进行了多种尝试。例如，行业成立最早的好大夫在线，从2020年底开始试水会员服务，从而扩大用户客群，从患者向健康人群拓展；京东健康则干脆以医药板块为主，依托京东集团的物流和供应链优势，试图向线下零售药店方向扩张，从而线上线下联动“通吃”。
根据这两家企业的最新公开信息，京东健康2021年上半年医药和健康产品收入达118亿，其营收规模已经远超过老百姓大药房、益丰药房等任何一家连锁药店，俨然成为国内医药零售巨头；而好大夫在线的创始人王航则在近期接受媒体采访时坦言，成立15年，公司目前仍处于亏损状态，且对于会员制商业模式的试水相对谨慎，订单不多。
对比之下，互联网医疗面临着一个直击灵魂的拷问——如果不靠卖药为生，那么何时才能从C端市场实现规模化盈利？
向右2B，新的三角商业闭环？
上面的问题，至今尚未有人交出答卷。或许，这本质上是整个医疗系统所面临的挑战，并不会因为从线下转移到线上，就自动消失。
但如果把目光转向另一个方向，却可能会发现不一样的风景。
在美国，商业保险公司是医疗服务的主要支付方，用户购买健康保险，生病就医费用由商保公司提供报销，形成医院-患者-保险公司的新三角闭环。
在这一闭环中，保险公司有权指定医院，在医疗市场中选择更加质优价廉的服务提供者，如此才能节约成本获得利润。医院为了获得与保险公司的合作，也会向这一方向靠拢，如此一来，患者也无需担心多开检查或药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