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疫情海啸”再度席卷美国，这是自2020年3月以来美国的第四波新冠肺炎疫情。美国的疫情曲线在过去一年多里从未被“拉平”过，累计感染病例已经超过3800万、累计死亡病例已经超过64万。美国拥有世界上最强大的医疗体系和顶尖的医疗技术，号称拥有最优秀的公共卫生队伍并建成了最完备的应急管理体系，却交出这样一份“不及格”的疫情防控答卷，不仅让美国人民愤懑，也让国际社会震惊。
值得注意的是，近十几年来美国的医疗卫生支出水平持续增长，2020年医疗卫生支出的国内生产总值占比高达18%。强生、辉瑞、默克、再生元和史赛克等美国著名医药企业在疫情期间的业绩激增，股价也屡创新高。疫情防控一败涂地，却赚得盆满钵满——这样强烈的反差令人出离愤怒，这是个什么医疗体制？！它究竟是为资本还是为生命？
美国医疗体制：先进与落后畸形并存
一个国家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因素决定其分配给医疗卫生的资源水平。长期以来，美国在医疗卫生领域的投入位居世界前列，是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成员国中人均医疗成本最高的国家。然而近几十年来，特别是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来，美国的公共卫生基础设施却严重落后，能够覆盖广泛中下层人口的基础医疗服务十分滞后。先进性和落后性畸形并存的格局在新冠肺炎疫情期间暴露无遗。
巨额投资下的美国医疗资源世界领先。据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统计，2010年至2020年期间，美国医疗卫生支出的年均国内生产总值占比接近经合组织国家平均占比的两倍，美国的人均医疗支出更是经合组织国家平均数的两倍之上。
在如此高昂投入之下，美国的医疗资源和医疗水平从市场表现来看是世界一流的。美国是世界上最大的生物制药市场，占全球药物市场份额的1/3。根据药物研究和制造商协会的数据，美国公司进行了全球一半以上的药物研发，拥有大多数新药的知识产权。2018年，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药物评价与研究中心批准了59种新型医药产品，创下历史新高，其中大部分产品是针对罕见病的。美国还拥有世界领先的医学人才，2020年的3名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得主中就有两位美国人。除此之外，美国还是世界上最大的医疗设备市场。据美国商务部的数据，2017年美国医疗设备市场规模高达1560亿美元（占全球医疗设备市场的40%），预计到2023年将增长到2080亿美元。
美国医疗卫生支出居高不下源于资本垄断。相比经合组织的其他国家而言，美国的医疗卫生公共支出的水平基本持平，高出部分主要集中在美国的私人医疗支出。也就是说，美国的医疗体制之下是有钱人的天堂。以平均住院成本为例，美国的住院成本高达经合组织国家平均住院成本的两倍，而价格是美国和其他经合组织国家之间成本差异的主要原因。
造成美国医疗费用居高不下的重要原因在于大资本对医疗行业的垄断。美国的医疗行业是个高度垄断的行业，缺乏自由竞争。大资本通过兼并收购等方式紧紧把控住院服务和医药产品的定价权。为了寻求利益的最大化，医院的人工费用、服务费用和医疗产品的价格被不断哄抬。不仅如此，美国医学会、美国医院协会和美国药品研究和制造商协会等利益集团每年更会投入大量政治献金，通过游说寻求其在政治领域内的代言人，推行有利于医疗服务供应方的政策，从而强化他们的市场力量。
美国公共卫生基础设施长期滞后。美国用于医疗卫生领域的人均行政费用约为其他经合组织国家平均水平的4倍，远远超过美国在疾病预防或长期医疗保健方面的支出。因此，尽管医疗卫生支出很高，但是从预期寿命和婴儿死亡率等常见健康指标看，美国人民的健康状况比诸多经合组织国家差。
公共卫生基础设施帮助各级政府有效预防疾病并为紧急情况和持续挑战做好应对准备，但缺乏盈利空间。与美国所拥有的顶尖的医疗人才、先进的医疗设备和丰富的医疗资源相反，美国的公共卫生基础设施近年来处于长期滞后状态。美国各州的公共卫生部门资金长期不足，联邦层面的公共卫生基金也被大幅削减。
自2008年经济危机以来，美国各州和地方公共卫生机构近4万个工作岗位被裁撤，同时由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管理的应急准备和响应计划的联邦资金被削减了近半。由于美国的防疫体系依赖于各州卫生部门的检测和病历跟踪，再由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进行信息汇总和指导部署。因此，长期滞后的公共卫生基础设施直接导致了疫情中各州卫生部门人手的严重短缺，从而造成了防疫过程中检测能力、病历跟踪能力、安排治疗能力的落后和抗疫的低效。这也就可以部分解释美国昂贵的医疗体系难以有效应对此次新冠肺炎疫情了。
资本利益主导下，美国医疗体制抗疫必然失灵
资本裹挟下的美国医疗体制导致医疗费用居高不下，投资不足的公共卫生基础设施又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美国人民获得基本卫生保障的可能性。这是造成美国在新冠肺炎疫情中死亡率较高的重要原因。在疫情中，美国的大医疗资本凭借疫情大肆敛财，美国的底层民众却因无法支付高额的治疗费用而深受其害。这种资本利益主导下的美国医疗体制必将导致美国式抗疫的失灵。
美国医疗大资本借新冠肺炎疫情财富激增。资本从来不是为了解决危机，而是借助危机来攫取高额利润。在此次疫情之中，美国的医院和医药公司并未降低医疗费用——事实上，与欧洲相比，美国境内各类新冠疫苗的价格普遍高于欧洲。通过疫苗的研发与专利申请、医院资源的挤兑等方式，美国的大医疗资本在此次疫情中赚得盆满钵满。
以美国几家著名制药公司和医疗设备生产公司的业绩为例。从2020年3月至今，美国的强生、辉瑞、史塞克和再生元制药等公司的股价都已经创下历史新高，其中辉瑞公司2021年中报的营业收入比去年同期增长了68.24%，再生元制药2021年中报的营业收入更是比去年同期增长了102.83%。
与此构成鲜明对比的则是以美国蓝领工人和日益衰减的中产阶级为代表的大部分美国人还处于艰难度日之中，沦为疫情和经济大衰退的受害者。不仅如此，大量低收入人群在获取食物、保持工作岗位和获得基本卫生保健方面困难重重的同时，又将自己的资金投入股市，以此作为仅有的投资渠道，从而导致海量资金涌入美国股市，又进一步使美国大资本的财富暴增。
美国政府的救助政策意在救资本而非救人命。资本所垄断的不仅仅是市场，还有政策制定。美国利益集团强大的游说力量在很大程度上左右着美国政府的政策走向。疫情之中，美国两党政客提出的抗疫措施都是从背后的资本集团利益出发，并且迎合自身的选民需求以扩大政治基本盘。政府奉行“资本至上”的行事逻辑，对于美国社会长期存在的医疗费用昂贵问题，既没有意愿也缺乏能力去改变——不仅没有通过大幅降低医疗成本来控制疫情，反而维护大资本的利益，一味追求经济复苏而忽视了其对国民生存权的保护责任。
观察特朗普和拜登两届政府提出的疫情救济计划，不难看出，美国政府的救济政策倾向于维护资本利益。特朗普签署的《新冠病毒援助、救济与经济安全法案》共计投入2万亿美元进行疫情救济，但其中与医院、医疗保险和其他医疗相关的经费仅有1800亿美元，仅占总投入比例的9%，而给大公司企业、小型企业的贷款基金则分别高达5100亿美元和3770亿美元，占总投入的44.35%。拜登政府于2021年3月签署的经济救助计划，计划投入1.9万亿美元进行疫情救济，其中直接金融援助高达6561.8亿美元，占总投入比例的34.5%，而卫生领域仅投入862.4亿美元，占总投入比例的4.5%。
美国的医疗体制为垄断大资本服务，垄断资本主导着美国的医疗卫生政策设置，因而在不断强化大资本的垄断性。这种“为资本不为生命”的体制特点决定了，美国各级政府、各类社会组织和个人缺乏团结抗疫的主动性与能动性基础，也决定了美国防控新冠肺炎疫情这一公共卫生危机的必然失败。